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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家可以如何實踐中程理論呢?一般來說,他們可能會藉由民族考古學、實驗考古學等研究取向,來履行中程理論的目的。前者的做法就是去觀察現(xiàn)生人類的生活情況與行為模式,是如何反映在他們所使用的器物上,或是會留下什麼樣子的遺留或痕跡,透過這些民族志資料來類比於考古遺物與過去人類行為模式間的關系,然後對遺址出土的遺物、現(xiàn)象如何反映過去人類的生活進行考古學上的詮釋,例如考古學家Louis Binford研究居住在阿拉斯加的愛斯基摩人,觀察有關他們所進行的狩獵活動、飲食行為,或是使用火塘的模式,再用此去詮釋他所研究的考古遺物與現(xiàn)象,也就是從現(xiàn)生民族的行為模式,套用到考古遺物所呈現(xiàn)的遺留模式上,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這種將民族志資料直接類比到考古資料的方法,必須對兩者所處的環(huán)境脈絡有相當程度的掌握,如果直接套用來進行詮釋可能會有相當大的誤差,因此考古學家必須注意到民族志資料所扮演的角色是用來檢視考古學分析的準確性,而不是被拿來直接當作考古學的詮釋結(jié)果,研究者必須考慮各個面向的資訊,做脈絡性的分析與詮釋。而實驗考古學顧名思義,就是在具有小心謹慎控制的科學情況下,考古學家藉由仿效過去人類制造器物、建筑結(jié)構(gòu)或是進行生業(yè)活動等的種種實驗,來了解他們的行為模式,例如考古學者Louis Leakey經(jīng)過多次實驗嘗試,學習用打制的方式做出手斧,以便了解史前人類制作打制手斧的行為過程,以及在手斧上所留下的磨損特徵;還有Louis Binford也曾經(jīng)拿動物骨頭讓肉食動物啃咬,觀察上面的咬痕、爪痕等痕跡,拿來與舊石器時代遺址中發(fā)現(xiàn)的動物骨骸比對,試圖討論人科動物是否是食用腐肉者,雖然實驗考古學可以透過實驗,提供一些人類行為上的過程與證據(jù),不過從實驗中能獲得的資料數(shù)量也是有限度的,而且在人類行為中,往往會有一些模糊不確定的因素影響他們的行為與活動,或是制造出來的器物,即使是非常精密的實驗也可能會忽略掉這些因素,因此在使用實驗考古學的結(jié)果來詮釋考古資料時,也要謹慎小心才行。
從有關中程理論的定義,以及考古學家實踐它的方法,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中程理論是希望透過資料類比的方式,能夠連結(jié)考古學上的物質(zhì)資料,與過去人類行為模式間的隔閡,不過必須注意的是類比詮釋的過程,必須多面向的考慮各種資訊,才能進行合理的脈絡性詮釋,由此可知,中程理論的建立與運用,在整個考古學理論與研究的發(fā)展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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